在他们的印象中，日本媒体里提到的中国年轻人，要么是唐家岭的“蚁族”同龄人，要么是足球赛场上焚烧日本国旗的“愤青”。这些“蚁族”，“自封知识阶层，但是没有实际的社会地位，被迫捆绑于贫困阶层，目睹富豪们的豪华生活以及权力腐败，很难保持内心的平静”。

　　在清华学生的带领下，这群二十二三岁的学生到了唐家岭。那天，垃圾和灰尘漫天飞舞，狭窄的过道旁，墙上被反复撕贴的招聘小广告上，付给应聘者的月薪只有这些日本学生每月花费的1/10。以至于太田绿忍不住感叹：“这里的青年和我年龄相仿，却处在如此境地，世界真不公平。”

　　但接下来采访的结果与他们曾看到的报道大不相同。接受采访的4个年轻人，都表示“对都市生活充满希望”。其中两名来自山东的女大学毕业生，刚到北京5天，还没找到工作，但她们认为“这是自身能力不够，不是政府和经济大环境的原因”。

　　这令加藤纱衣子肃然起敬。她原本以为，中国学生会跟他们一样，如果找不到工作，会说“经济不景气”、“政府措施不力”，把责任推到他人和政府身上。

　　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们看到的却是中国年轻人显示出的强大上进心。这令太田绿感觉“有些糊涂”：“和日本国内的报道不太一样啊。”她的同学佐佐木幸子则从专业的角度，试着解释了原因——传媒为了强调问题性，会把最悲惨的和最好理解的部分拿出来，但是在深入思考社会问题和寻找对策时，再局限于此就错了。

　　这趟实地参观和寻访让日本学生意识到，这些他们一直觉得“女生装单纯，男生没主见”的中国同龄人，竟然具有“异常高涨的自我责任心”。这一点令加藤最为吃惊。她眼前的中国学生即便一时找不到工作，也会信心满满地告诉她，自己是支撑国家发展的生力军。尤其是听到那两个待业女大学生说“为了国家发展，自己吃点苦也没什么”时，她甚至断言：“中国国民的上进心会让未来的中国更繁荣。”

　　而闲下来与清华学生聊天时，荒川丽未则发现，聊起日本动画片和明星，清华学生“比我这个日本人对日本文化更了如指掌”。这令她非常开心，甚至“那一瞬间觉得是在和早稻田的同学聊天，没什么不同”，也根本感觉不到反日情绪。

　　于是她得出结论，“国家不同，但人民的想法应该大体相同”。只是这些人民，往往由于各种原因，很难了解到实情。“记者，作为国家和世界的权力监督者、作为国民的看家狗，应不屈于强权，当好保护国民知情权的角色。”这个立志成为记者的女生，颇为庄重地写道。

　　应先讲事实再发表观点

　　花田教授很清楚，尽管人民的想法大体相同，但在沟通时稍有不慎，便会产生误解和纷争，更何况人们有时候很难搞清楚实情。

　　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晚上，早稻田的学生和清华学生在南锣鼓巷一间酒吧里轻松交谈，3天前激烈交锋的气氛已荡然无存。但花田教授仍在反思争论时的情景。“应该先讲清事实，再发表观点，但我们的学生当时把顺序说反了。”他认为这是当时引起清华学生激烈反驳的原因。

　　在白洋淀，被日军残忍杀害了父亲的老人不再流露出愤怒和悲切，而衷心希望“中日友好”，悲剧不再重演。倒是在一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中国中青年身上，花田和他的学生们隐约感受到了一种仇恨。一些年幼的孩子，刚刚从日本学生手里接过糖果，他们的父母听说对方是日本人，便马上露出一副冷漠的表情。一些家长得知给自己孩子拍照的是日本学生，便护着孩子扭过身去。

　　现实经历的这些场景，把日本学生拉进了对历史的反思之中。“是的，我们没有经历战争，但我们生存在一个背负着历史的国家里。”太田绿写道，“我们都负有责任，需要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并要讲述出来。”

　　新听到的讲述和新接触的现实，也让花田教授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他自认为比较熟悉的国度。他感觉，“中国就像一个深邃的山洞，自己现在刚刚站到洞口”。

　　野中教授则相信，这一趟中国之行，学生们“学到了很多在教室里绝对学不到的东西，会改变他们之前那些偏见和固定的想法”，而这些经验，“一定会在他们成为真正的记者时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