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未泯的日本记者和作家的忏悔

就是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中也有少数良心未泯的人，在亲眼目睹了日军骇人听闻的暴行以后，感到震惊，甚至感到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流露出同情；还有少数人很想把他们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情景与事件写到他们的报道或通讯中。他们更不满日本报刊的虚假报道与无耻捏造。但他们绝大多数人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望而却步了。在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本当局迅速制定、发出了《处理有关时局报告的文件》、“新闻纸法第27条”、“陆军省令第24号”及《新闻揭载禁止事项之标准》、《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订纲要》等一系列法令文件，对日本新闻传媒报道日中战事等作了种种十分严厉而又具体的规定；日本内务省警察保安局创办发行《出版警察报》，专门“指导”与监督日本的各新闻传媒机构与报道内容。这些法令、文件与机构，就好像撒下了一个巨大而严密的文网，将日本的所有的随军采访的记者、作家、摄影师、评论家等统统笼罩其中，使他们不敢、不能、不会写出任何有违日本政策的报道与文章，更使日本所有的报纸杂志不敢、不能、不会刊出任何有违日本政策的报道与文章。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摄影师佐藤振寿亲眼看到日军在南京励志社残酷杀害大批中国战俘，但他没有拍摄下这些场面。他说：“事后，我向同伴说及此事，他反问我：‘身为摄影师，你为什么没有将那些拍下来呢？’我只得回答说：‘如果拍了照片，说不定我也会被杀。’”

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摄影师白井茂于1937年12月14日到达南京拍摄新闻，历时约20余天。他亲眼看到日军大屠杀的惨况，但他的电影新闻纪录片《南京》却没有一点反映。他无奈地说：“我不可能将所看到的都拍摄下来，即使拍摄下来的也要进行剪辑。”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日本军部命令各新闻单位，“可当作战争见证的资料，必须全部销毁！”许多新闻单位都照做了，销毁了许多印有“不许可”印记的照片本。但每日新闻社摄影部主任高田正雄拒绝这一命令，将历年积累的“不许可”照片本藏在大阪总部的仓库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以后重见天日，成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与新闻封锁的重要证据。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洞富雄愤慨地说：“记者、作家、评论家、画家、电影导演等多达110多个与新闻界有关的人们，或在攻打南京时随军入城，或在稍晚一些时候到达中国首都。当时，在这许多舞文弄墨的人所写的从军记中，没有一篇触及日本军在南京市内所干的大屠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