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危机管理的具体化

　　只要首脑外交机制化，多层次的交流频繁，多层次开展，中日关系一定往前发展，不会错过正确方向。唯一剩下“不安要素”是“突发事件(emergencyevents)”的发生。03年在西北大学发生的日本留学生辱华事件；04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杯决赛；05年反日游行；08年毒饺子事件等，都是典型的突发事件。无论是企业、社会、文化、民生还是留学生，那些突发事件毫无例外引起两国媒体的“巨大关注”和老百姓的“浓厚感情”，造成的是两国“排他性民族主义（exclusivenationalism）”之高涨。对于交流实态繁荣，国民感情却相当脆弱的中日公众来说，甲方的民族主义必然引起乙方的民族主义，两者在相互作用中再次高涨，最终陷入无法控制的相互排斥、抵制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双方外交当局还能务实实行政策吗？双方当局必须在充分认识到突发事件性质的前提下，建立各界人士共同加以应对的方式和渠道。其过程必须超越政治文件中的“确认”，我建议，中日两国必须马上建立“中日突发事件处理委员会”，其成员由双方政府首脑、政府、公安、商界、媒体界、学界、文化界、演艺界、非政府组织、教育界以及青少年代表组成，并定期举行会议，在紧密保持沟通，交换信息。而一旦在两国的某角落发生事件，比如，在华日本企业的日本经营者殴打了中国员工，中国员工以集体罢工来抗议；在日华人向日本无辜国民行使犯罪行为，反华情绪快速蔓延等，双方首脑立刻组织委员，共同探讨应付措施，向有关部门传达相关指令。

　　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正站在历史长河中的十字路口。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充分认识到“与对方交流”，即“外交”的作用。两国各界人士不断、踏实、诚恳的外交努力将逐步化解内政冲突，使得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中日关系迈向更高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