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商务部召开新闻吹风会，部长陈德铭向中外媒体介绍了“第二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有关准备情况。“对话”将于6月7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中方团长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日方团长是外务大臣中曾根弘文。两人共同主持对话，议题将涉及到经贸、金融危机、节能环保、金融、农业、知识产权、信息通信、减灾防灾等多方面。两国还将设立使得双方企业共同接受亚洲，尤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等开发案件，并由双方以政府为背景的金融机构协调提供融资，促进出口等合作框架。双方代表将在“对话”上力争签署有关合作文件，达成具体成果。作为亚洲的两大经济体，“中日共同支持第三国经济发展”的尝试必将促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以及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发展步骤。

　　趁机回到原点，梳理一下我对中日关系的基本看法。

　　刚刚过去的一年，对中日两国来说，无疑是不寻常的一年。两国不仅共同迎来了《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三十周年，也迎来了造福双方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和平友好条约》签字的那一年，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领先亚洲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中国则刚刚摆脱“文革”两年，经济水平滞后不前。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国明确改革开放方针后，日本政府立刻决定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支持中国经济建设，促进两国经贸联系。2008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已达2668亿美元，同比增长13%，比三十年前增长了55倍以上。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已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截至今年4月，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实际到位金额达666.8亿美元，是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从78年到08年的中日经贸交往的互动过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双赢”的。

　　但是，它同时也是“不平衡”的。在两国以“发展”为共同的事业，加强交往的过程中，大家总有一个观念，即“日本给了中国什么？”和“中国从日本得到了什么？”，就是“给与”和“索取”的关系。如此“单纯”的关系给两国国民产生的感受反而相对踏实，比较稳定。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是“史实”。

　　中日之间交流多了。人员来往、贸易额、投资额、航班数、友好城市、高层对话、首脑会谈、文化交流、军事交流、青年论坛…中国和日本已经从简单“一衣带水”转向了复杂“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摩擦多了，误解也深了。再过三十年后，今天的状况将也成为“史实”。

　　这些“史实”要求当代人酝酿“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责任心。对我们来说，前提则是正视现实的使命感。站在历史的拐点，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我必须得提出近年来始终无法摆脱的问题意识：中日关系中的“问题来源”是什么？与其说两国对外交关系的处理不恰当，不如说两国之间内政的冲突不断深化？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是世界上各国政府和公民都能够达成的思想共识。问题是，内政究竟如何延伸到外交？中日内政与外交呈现出什么样的关系？假如两者的关系不健全，又应该如何加以对付？

　　中日内政的冲突确实影响着良性的外交关系。两者绝不是“单纯延伸”，而是“复杂互动”，有时甚至陷入“恶性循环”。在这里，我提出双重层次下的内政冲突。

　　首先是政治体制层次：

　　“日本首相经常更换”一直使得中国人感到日本政治“不靠谱”，不值得信任。我曾在中国多种场合听到类似“因为日本首相经常变化，所以中方没法制定比较长期的对日战略政策”之疑惑。实际上，日本确实老换首相。2006年9月以来，安倍和福田两位首相都执政不到一年就辞职，而现任首相麻生太郎的支持率曾经陷入勉强“保十”之水平。前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因政治献金途径违反程序，一秘被捕而无奈辞职。“丑闻政治”再次令国民感到厌烦。这些“怪象”到底何从何去？选举制度、国际形势、媒体和舆论的压力、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人才不足等是直接而深远的原因。如何在实现健全竞争的选举环境下，培养能够承担国家未来的人才？日本政治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不民主，体制改革滞后不前”的说法则一直使得日本人感到中国政治“不靠谱”。我曾在日本多种场合听到类似“因为中国体制不透明，所以日方没法制定长期的对华战略”之疑惑。实际上，中国确实不够民主，也不够法治。虽然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提倡“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有力推广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随后江泽民、胡锦涛“直到今天”也“正确”继承前领导的方针。领导人甚至明确暗示先做好“党内民主”的重要态势。在民间层面，虽然围绕“要不要民主”始终有争议，“稳定压倒一切”似乎略占优势，但有关人士确实正在努力，主张“民主是个好东西”。可是，谈民主不见得有民主，中国民主显然停留在文件、口号的水准上。至于法治，也是一个道理。有宪法不等于宪政，有法律不等于法治。中国政治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