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这种被剥夺投降权，也就是说没有生的权利，不仅是在硫磺岛，在之前的塞班、之后的冲绳等许多战场都是如此。日海军第二十五根据地司令一濑中将战后在安汶岛澳大利亚BC级法庭审判时就虐待俘虏提供的证词中有这样一段话：

   对于俘虏，日本和同盟国的观念不同。

   在日本被敌人捕获成为俘虏是很大的不名誉。“名誉的俘虏”是不被认可的。依战时日本的习惯，万一被俘虏，士官被要求自尽。其他级别也要求按照这一原则行事。如果自尽，会受到和战死同样的对待，万一不自杀，回国是不被允许的。

   从日本人的道德观出发，“日本人俘虏”，在祖国是不会被作为人来对待的。46

   自己都没有生的权利，怎么可能人道的对待“敌国”平民尤其是俘虏呢？

   其实日军还不只是没有生的权利，同时也没有自由的死的权利。前引NHK的访谈中，被访的原日军官兵都说，在那样的“生存极限”（大曲觉语）的环境里大家都想一死了之，但因被要求抵抗，非到万不得已，死也是不被允许的。我觉得，这种自己的生命操于人手，不能由自己掌握，确实是一种更根本意义上的反人道。

四，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裕仁（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主要有二方面。一是为什么对裕仁的责任未加追究；一是裕仁本身有没有战争责任。前者以后者的肯定为前提，因为裕仁如果没有责任，也就不存在免责的问题。我们以前多注重前者，以为裕仁未被追究主要是由于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权宜考虑。其实对裕仁不予追究作为美国的主导性思路早在战争前期即已成型。其中既有策略因素，也有天皇并无责任的判断。美国战时情报局长Elmer Davis1942年12月9日在回答记者为什么对日广播没有“攻击”和“非难”天皇时这样说：

   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则是，过去长久以来天皇对日本发生的事明显的没有发言权。因为天皇被视为神，对天皇的任何攻击必会很大的刺激感情，而不会被正当的接受。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天皇和日本政治完全无关有大量的证据。问题在于军部的势力。47

   尽管舆论和盟国不乏惩罚裕仁的要求48，但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随着美军占领日本，审判裕仁引起日本民众反抗的担忧成为日益加重的砝码，1946年1月25日麦克阿瑟给艾森豪威尔的信很典型的反映了这一点：

   过去十年间，各种程度表明天皇与日本帝国政治上诸决定有关的行为，明白确实的证据什么都没有发现。尽可能彻底调查的结果，得到的印象是到战争结束为止，天皇和国事的牵连，大部分是被动的，只是对辅弼者进言的机械应对。有人相信即使天皇有明确的想法，如果有违由统治军阀操弄的民意大势，其努力多半也会陷天皇于险地。

   如果要对天皇加以审判，占领计划必须作大的改变。以此之故，实际行动开始前，准备应该完成。如果告发天皇，必会在日本国民间引起大骚乱，其影响怎么高估都不会过分。天皇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排除日本天皇，日本也就瓦解了。49

   此信较长，之后强调了审判裕仁难以控制局面，而且无法完成日本向民主的转型，只会助长“共产主义”等等，不俱引。

   裕仁免于起诉是美国独断的决定，决定的根据从上引可见有两方面的考虑，但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加剧日本的反抗和稳定占领。如果没有这一考虑，美国没有必要站在其他盟国的对立立场，对待裕仁至少可以像对待皇族梨本宫守正那样作为战犯的“嫌疑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如果没有天皇无权的判断，要免除裕仁责任就会面临盟国更大的压力。所以，天皇是否“没有发言权”，是否与“帝国政治上诸决定”无关，也就是说战前日本的“皇权”是否像美国认为的只有象征意义，确实是裕仁免责当否的关键。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战前的日本，不能不说裕仁无权的判断十分勉强。我这里不用断然的表示而用“勉强”，不是说裕仁是否有权尚有疑问，而是指美国没有考虑“皇权”的特点。美国是一个没有帝王史的国家，他的总统的权力差可比为“总百官，治万事”的“相权”，以“相权”的标准看皇权，自然有相当的不同。因不同而未见，对权力的认识未免狭隘；如果真像麦氏所说经过了“彻底调查”，那不能不说只是失察。(责任编辑：918网老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