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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裕仁虽未取积极态度，但不是无权。在“三国同盟”一节中裕仁这样说： 日德同盟从结果说我是赞成了，但绝非满足的赞成。松冈相信美国不会参战。我对松冈所说在美国的德裔会站在德意一方不能确信。但我也不认为松冈会说谎，所以将信将疑的同意了，同时对苏联的问题我要近卫注意更深的确认苏德关系。60 日美开战前的组阁情况也相似。在“近卫的辞职和东条的组阁”一节中，裕仁说： 在近卫的手记中有奉戴东久迩宫为总理大臣云云的记事，这是陆军推荐的，我觉得皇族作为政治责任者不好。……这样，如以皇族为总理，万一爆发战争，皇族就要负开战的责任，我觉得这样不好，加之东久迩宫也无此意，所以我没有接受陆军的要求，而令东条组阁。61 裕仁并非无权，只是不愿承担责任。裕仁在许多场合的消极态度其实都是基于此类的利害算计。在上节之后“开战的决定”一节中，裕仁对开战的疑虑主要也是能否获胜。 东条被认为是战争中权力最大的日本首相，人们也习惯于将东条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并列为同等的“独裁者”，即使如此，他也只是君下之“相”。裕仁在“东条内阁的内政”中说到“我想谈谈东条内阁为什么倒台？为什么不是我自己让他倒台？”，虽然接着的话脉仅谈了倒台的原因，而未及自设的后问，但裕仁确实有权“让他倒台”。裕仁在此节中谈到“我的心情无法通过东条传达至全体官员，也无法传达至国民”，但原因不是东条凌驾于自己之上，而是“东条兼职极多，极忙”。62在“东条其人”中裕仁谈到一件“前所未有”的上奏要求取消天皇“裁可”之事。事情经过如下：1944年，由于内部有异议，东条不再兼任参谋总长，东条曾向伏见宫咨询由皇族后宫淳续任，伏见宫以为不妥。在东条向裕仁报告时裕仁表示： 元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问他是否有更有分量的人选的建议？东条退下后却错送来了后宫为参谋总长的上奏，我还是裁可了。 东条似乎是感觉到了我的意思，所以不拘于我已裁可，旋又奏请取消有关参谋总长的上奏，推荐梅津。 东条这样取消裁可的上奏不仅没有前例，也没有后例。63 此例最可见不仅天皇的明令，即使天皇的“意思”也有巨大的影响力。 小矶内阁后日军连连失败，陆海军矛盾日益尖锐，小矶被迫辞职，续任人选之一的铃木贯太郎本不肯出任首相，经裕仁出面始而接受。所以不仅是东条，当时其实没有任何人能够或者试图拂逆天皇之意64。 长期以来强调裕仁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玉音”对战争结束的关键作用，在日本有着主导的影响力，不少日本人也喜欢把这一宣布说成“圣断”65，以见裕仁的“热爱和平”。其实战争之所以迟迟不能结束，正和裕仁心存侥幸的态度有关。比如莱特岛之战前，裕仁希望给美国以重击以创造“妥协的余地”。这种想法不仅是莱特岛之战前，伴随美军开始反攻日本“胜利”日益渺茫后裕仁一直有这种想法。如裕仁说： 我以为自新几内亚的斯坦利山脉被突破后（十八年九月），胜利已无望。所以我想能在哪里给予敌人以打击，以取得讲和的机会……66 在当时日本的战争狂热氛围中，不到一败涂地要放弃战争确实很难，但至少可以说裕仁在战争结束之前并未对“和平”作过有意义的尝试。 通过上引裕仁的自述，我想裕仁在战时的作用是否如麦克阿瑟所说，已没有见仁见智的余地，无须再置一词。由此，我们可以说裕仁免责的理由不能成立，或者说如果东条等人确应对战争负责，那名列第一的责任人应是裕仁，——至于东京审判的各种疑问及本身当否则是另外的问题。反之也可以说，如果裕仁可以免责，对东京审判判处有罪的其他甲级战犯至少有失公平。 简短的结语 日本有把我们身处的时代称作“同时代史”的说法，以区别于与今天“无关”的“历史”67。东京审判迄今虽已一个甲子，但对中日两国来说，还是属于未走入“历史”的“同时代史”。就像我们可以仅据材料自由讨论白起坑赵卒是四十或五十万人，而无法仅据材料自由讨论南京大屠杀的被杀人数一样，“同时代史”使它无法完全摆脱情感、价值以至于“信仰”等等的牵连。这不能不说是研究“同时代史”的一个特别的困难。正因为此，我觉得我们更应有学术工作不能随波逐流的意识。这虽是老生常谈，却也是不变的常理。去年我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篇长文的结尾中说，复原南京大屠杀须做艰苦的努力，这一努力既非“感情记忆”可以取消，也非“原则正确”可以替代。在结束本文时，我想说的仍是这句话。 (责任编辑：918网老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