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日本“进步”力量和右翼有关东京审判的争论，“意识形态”立场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对东京审判的岐见，不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立场的不同。本文从法理、事实认定等以往国内学界不够关注的角度对东京审判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粗略的看法，希望对全面认识东京审判能有帮助。
稍长的引子：故事片《东京审判》观后 历史故事片“东京审判”去年9月1日起在全国各地热演，获得了近年极难一见的广泛好评。一位已多年不拍片的著名导演“十几年来第一次自掏腰包买票看电影”，看后对记者说：“《东京审判》是他近10年来看过的最好的影片之一，影片有实力，有厚度，准确、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历史情景。”1几乎所有的正面评论都强调了“影片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再现了历史”。如上引同一篇报道中提及的另一位女导演说“影片受观众欢迎的原因”在于“不动声色的客观展现史实”。影片上演前，上影集团为本所放了一次专场，我和现代史室的同事张培德前往观看。看后我们交换了意见，觉得作为国产片，此片确有不同于以往的特色，如众多日本和西方演员，英、日语成为片中的主要语言等等，因媒体有大量报道，与本文题旨也不尽相关，此处不赘。同时觉得此片的遗憾，恰恰在于没有“准确、真实地再现当年的历史情景”。所以我们没有如招待者所愿“提议见”（如果不是误解，应指写“捧场”文章）。因为言不由衷的敷衍不仅不诚，而且不敬。 影片中几处关键场景都与事实相去甚远。如片中的重头戏之一中国法官梅汝璈和印度法官Radha Binod Pal2关于死刑的争论，由梅汝璈下语引出：“我们都同意罪犯是有罪的，我们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对他们处以死刑”，事实上所谓“我们都同意”的“有罪”，Pal完全不同意，不仅Pal不同意，荷兰法官B.V.A.Röling也不完全同意（他认为广田弘毅无罪），法国法官Henri Bernard同样持保留态度。接着影片绘影绘神地表现了梅汝璈驳斥“Pal所说”的所谓佛教的“来世再报”。历史题材的故事片终归是故事片，所以细节的“创作”当然是可以的，但作为反映重大史实的正剧，我以为在大关节上不应有不顾事实的凭空虚构。广泛好评中“再现历史”的关键评价也正说明“准确、真实”是对历史剧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特殊要求。Pal主张全员无罪，和他反对西方殖民亚洲的立场有关。正如Röling所说：Pal的主张是因为他“对西方殖民统治发自心底的愤慨……（日本）‘为了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正好拨动了他的心弦”3。Pal的认识4当否是一回事，但影片的虚构完全违反了事实。被称为全片“最震撼”一幕的证人“王德福”有关被逼强奸和同伴因不从而被割去生殖器的作证也是如此。从各种报道和网贴看，观众看到这一幕时无不义愤填膺，而当“王德福”因激愤而骂出那句国骂时不少观众也以为最为“解恨”。但东京审判并没有一个叫“王德福”的证人，东京审判也没有类似的证词。即使影片中几处事有所本的情节，经过“艺术加工”，对稍有东京审判常识的人来说，也只是徒增“做戏”的印象，“客观展现史实”的力度反而弱化了。如影片浓墨重彩着意刻画的死刑投票，六票对五票5的紧张确实扣人心弦，但东京审判对被告的处刑实际是分别投票的，其中只有广田弘毅的判决是六比五的“一票之差”。编剧导演对东京审判了解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在影片的主要“看点”上不据实而录，局外人无从知晓，但如果揣度理由，认为这样“拔高”才更有感染力，大概虽不中亦不太远。这一心理在国人中的根深蒂固，本文不能详论。6 除了具体情节，就“再现”实际的东京审判而言，影片东京审判的最大问题，也可以说先天困难，是以中国法官梅汝璈为中心。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梅汝璈并不是中心7。而且，即使将片名改为“梅汝璈（或‘经历’、‘眼中’）的东京审判”也难得当。梅汝璈的有关回忆写于文革前，当时的环境只能高调反美，只能夸大美国的“捣乱”8，批判“蒋记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地位低下9。今天影片中反美和批蒋被虚化了，但与“自己人”（其他法官）“斗争”的色彩仍很鲜明，虽能激发观众的敌忾心，表现梅汝璈等在“逆境”中的奋斗，但多与实际不符。10(责任编辑：918网老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