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存民族元气的高度说，“伪军”的“缓冲”作用尤其表现为隔开了日军对日占区民众的直接接触。这一点有必要略加说明。

   直至今天仍有相当多的日本人以为日军军风纪无可挑剔¹⁰，和深刻于中国民众心目中的极差印象截然相反。由于日本一直有人认为战时中国和西方有关记录是“敌国”和助敌之国的宣传，不具客观性，所以我曾据战争早期仅仅数月即撤销建制的第十军的《法务部阵中日志》、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的日记等烬余的日军相关文献，证明即使仅据残存的日方文献仍足可见侵华日军军风纪相当败坏。¹¹从这点上说日军军风纪败坏确实是中国民众的灾难。不过我在此并不是要表明“缓冲”的必要在于日军军风纪的败坏，而是想强调即使日军纪律严明同样会给中国民众带来灾难。

   前两年我在一篇有关东京审判的文章中谈到武士道崇尚的“轻生死”对战前日本人生死观的影响，并以“特攻”“玉碎”为例，说明生命价值在战时日本受到的完全漠视不仅造成了大量军人的无谓死亡，在塞班、硫磺岛、冲绳等战役中集中表现出来的平民的近乎疯狂的“视死如归”更可见战时日本的“精神面貌”已到了极端异常的程度。如果说中日两个民族确有不同，“日本人”的绝对服从，事事顶真，和中国人的散漫、得过且过本来就有极大反差，及至战时日本人那种在文明史中极为罕见的无视生命倾向的愈形强化，和偏重保全的汉民族更是绝难相容。我觉得日军在我们民族记忆中刻下的之所以是既凶且暴的深刻印痕，确实和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有很大关系。所以，无论日军军风纪是好是坏，对中国民众而言都是恐怖的存在，也因此“伪军”作为日占区民众避免与日军直接接触的“缓冲”，对减少中国民众的伤害，至少对减轻中国民众的心理压力有正面作用当无可疑。 
 

三，简短的结语 
 

   陈寅恪先生在大节上守持极严，不仅终其一生如此，而且老而弥坚，同时寅老晚年发“贰臣”钱谦益心曲之覆又最可见他对前人“难处”和内心曲折的体恤和洞察。我觉得这是对待先人的艰辛和不幸的最可取态度。在人类不必再为种族、阶级、信仰经受生死考验的今天犹当如此。不过，本文所谈虽偏于一端，未如称许《伪军》的不含“价值”，取意却只是详人所略，略人所详，既非有意追步前贤，更不敢故意立异或妄求“翻案”。

   （责任编辑：段炼） 
 

   （原刊《史林》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