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义诚没有想到的是，2009年10月23日和解的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起巨大的争议，争论在2009年11月23日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针对中国国内的不同声音，负责西松建设和解的日本律师内田雅敏等和20多年一直支持劳工讨还公道的神户“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等专程从日本来到北京，召集中国劳工、民间对日诉讼代表及律师交流西松建设和解的情况，在这个座谈会上，“中国劳工联谊会会长”、曾被三井公司强掳到日本的劳工李良杰站起来大声地斥责：“你们就是为了钱，你们就是叛徒！”邵义诚勃然大怒：“你是英雄，你去做一点事情出来啊！”

    现场顿时陷入可怕的僵局。两位80多岁高龄的白发老人的对吵让现场气氛几乎爆炸，中国方面参与细菌战诉讼、慰安妇诉讼和劳工诉讼的代表以及律师很快就分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肯定和解，一种是反对。

    “花冈和解”，中国劳工诉讼与日本达成的第一个和解被拿出来和这次和解进行比较，肯定者认为这比花冈和解进步了，反对的则认为和花冈和解一样。

    花冈和解是2000年日本秋田花冈中国受害劳工与日本鹿岛建设公司达成的。1945年春夏之交，986名在日本秋田县花冈为日本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挖河的中国劳工，由于无法忍受恶劣的工作和生存条件以及残酷的虐待，发生了暴动。耿谆是当年暴动的领袖，暴动被镇压后，遭到杀害和被迫害至死的中国劳工前后有418人。1995年6月，耿谆和11名生还劳工向东京法院提出起诉。历经五年一审败诉，上诉后日本法院做出了“庭外和解”的裁决。

    庭外和解后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发表声明：本社在不承认诉讼内容法律责任前提下，进行了和解协商。鹿岛建设公司认为，他们只是拿出法院建议的金额，建立一个“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而这一基金，并“不含有补偿和赔偿”的性质。当耿谆得知了这个和解内容后，极度愤怒，他不能接受日本企业不认错、不道歉的态度，更拒绝领取所谓的“抚恤金”。

    这个被中国主要原告人拒绝的花冈和解，西松建设原告的代理律师内田雅敏也是参与者之一。

    那么九年之后争取来的西松建设和解，问题又出在了哪里？

    中国律师康健是明确反对此次和解的，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核心条款是与花冈和解是一致的。仍然是一种救济性质的补偿，而不是赔偿”。

    康健从1995年起一直为中国慰安妇、劳工免费代理对日本的诉讼，并且她还是西松建设信浓川作业场的部分劳工的代理律师。她认为西松建设安野和解虽然比花冈和解有了进步，写入了“向有关中国人的幸存者及遗属表示深挚的谢罪之意”，但西松建设仍然坚持自己“没有法的责任”。

    “而在认为自己没有法的责任的前提下的所谓道歉、承认历史事实，都是空洞的和缺乏诚意的。”康健说。康健认为日本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律师在这次和解的性质到底是“救济”还是“补救”上面没能向中国的受害劳工说清楚，并且有误导劳工接受和解之嫌。

    河北大学劳工研究室刘宝辰教授作为中国受害劳工的调查研究者参加了安野劳工受害调查、诉讼的全部过程，也作为中国劳工的顾问参与了和解的整个过程。刘宝辰认为：西松和解坚持了中国受害者的“向中国劳工谢罪”、“建立纪念碑教育后人”、“补偿受害者的损失”三条就不是屈辱的和解。刘教授将之称为：“三项基本原则”，前二条是政治原则，后一条是经济原则，钱多钱少可以商量，但前二条坚决不能动摇。

    刘宝辰教授认为和解的依据是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书的《附言》，附言认为，西松建设公司当年掳役中国劳工“无法律责任”，中国劳工“无赔偿请求权”，对这两点中国受害劳工坚决不能认同。刘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但这里也有一个悖论，就是和解是根据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而这个判决就是那样认定的，西松建设一直坚持判决书的判定，那么，和解是否还要进行下去？

    双方律师争执的结果，在2009年10月23日《和解书》正式公布时，同时公布了一个“关于本和解的确认事项”，其第一条里，对“否定了法律责任”的争议进行备案，罗列了西松建设和中国劳工双方面的意见：“最高法院的判决否定了申请人(注：西松建设)的法律责任，这是客观事实，本公司也是同样见解”；“最高法院的判决否定了申请人的法律责任，这是客观事实，但我们并不同意这样的见解”(中国安野劳工代表)。这份“关于本和解的确认事项”是由西松建设方律师和中国劳工方律师共同签署的。

    备案争执、搁置争论，达成和解。“无论是中国的律师还是日本的律师或者中国的支援者和日本的支援者，都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无论谁多辛苦努力，都是劳工的协助者，要尊重劳工的根本意愿。”刘宝辰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松建设和解是中国劳工无奈的接受，有其不彻底性。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不彻底性”最重要的不只是钱少的问题，而是“法的责任问题”，也就是说西松建设是否承认有强掳和迫害中国劳工的法律责任问题。

    而另一个争议点是补偿金的问题。

    2009年12月12日本报记者在日本东京采访了西松建设另一作业场———信浓川作业组受害中国劳工的代理律师高桥融，他表示：争议的焦点关键在和解的条件上。高桥融说，“我们也想和解，但我们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分歧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高桥融说，“西松建设目前的和解要比我们提出的条件低，接受了西松建设的条件，接下来的和解可能就会不好谈了。”

    对于支付给360名掳日劳工2.5亿日元的“和解金”，康健认为是“廉价的补偿，毫无悔意与诚意”。“用这么少的一点钱换来和解，有这么便宜的事吗？”康健反问。

    记者了解到，在就劳工问题的谈判中，中日双方的许多律师一直有一个默契期望：参照美国人对日本人的赔偿来谈中国受害者的赔偿。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因为担心在美国的日本人会进行不利于美国的行动，便对在美的日本人进行了强制收容，战后美国向被强制的日本人道歉并赔偿每人2万美元。现在的西松和解金要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高桥融告诉记者，有人说西松建设的和解仅仅是企业和受害者之间的和解，作为强掳劳工的决策者日本政府也是有责任的，那么就应该像德国一样，政府、企业各承担一半。但也有人表示反对，理由是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这一点是目前最大的争议焦点。

    正是高桥融所说的这个“争议的焦点”使中国对日索赔陷入全军覆没，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以“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国民的请求权已经被放弃”判西松建设胜诉，彻底堵住了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法院通过诉讼得到救济的道路。

    中国河海大学法学院教授、江苏钟山明镜法律事务所律师刘惠明则认为，在通过诉讼寻求正义的道路已经走不通的情况下，和解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和解很难说不是一种救济，所以没有必要在这个词上较真”，曾在日本留学6年的刘惠明说，十几年的诉讼虽然败诉，但日本的加害事实却得到了法庭的认定，这就是胜利，接下来确实是要解决受害者的精神抚慰问题，和解不失为一个选择。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日本律师内田表示他受得了“委屈”。他说，和解就是双方互相的让步，不可能一步完善，要允许呈阶梯式的，一步步来追求不断完善的和解，先是有了2000年的花冈和解，才有了比花冈更完美的西松建设和解。

    内田说，对于西松建设来讲，他也不愿意出了钱还讨中国人的讨厌。中国的各方面和日本各方面形成共识对今后推动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是有利的。这需要有人去突破，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去突破，那就不可能往前走。

    不接受，中国人能等到什么

    中国受害者等不起。上世纪90年代末刘宝辰找到的69名西松建设安野劳工，活着的只剩下19人了。

    西松建设安野劳工的和解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到来的和解。

    2009年12月15日，本报记者在东京日本律师会馆里采访了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中国受害者代理律师内田雅敏，他证实，西松和解的重大背景是西松建设“政治献金”丑闻的爆发。

    2009年3月日本媒体曝光西松为收集工程竞标的有利情报和扩展关系网，从2004年开始一直对日本产业大臣和多名政客从事权钱交易。丑闻曝光后，西松公司领导班子包括正副社长等6人核心班子中5人下台。就在这时，西松建设的新领导班子找到为西松建设中国劳工方出庭作证的日本龙谷大学田中宏教授，表示愿意解决“安野案件”的问题。

    中国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刘宝辰教授认为，虽然达成和解与中国和日本的支持者十几年的不懈努力有关，但最主要触发点是西松公司在“政治献金丑闻曝光的逼迫下，为了挽回其在社会上的形象而同意和解的”，否则日本最高法院的《附言》下达两年，中国劳工的律师曾多次找过西松建设，他们为何一直没有任何表示？

    但是和解毕竟是在诉讼完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对于2007年日本高等法院关于中国劳工请求权已经放弃的判决，“日本律师联合协会”会长高木喜孝说：“这是一个僵局。中日寻求战争遗留问题解决的人士都无法可寻。”“日本律师联合协会”成立于1992年，专为日本与亚洲各国战后补偿问题提供法律支持。

    西松安野中国劳工案自1993年开始交涉至今，西松公司始终没有承认负有强掳和迫害中国劳工的法的责任。2004年7月9日，广岛高等法院二审判中国劳工全面胜诉，但西松公司依然否定自己的法律责任，进行了上诉。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做出了“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国民的请求权已经被放弃”判决。尽管中国政府抗议日本法院单方面对中日联合声明做出解释，并指出这种解释是无效的，但日本高等法院的判决无疑给日本地方法院竖立了一个标板，再想进行突破，已经没有可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形成很大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下级必须按2007年最高法院的判例来进行判决。”高木喜孝说。

    事实很快证实了这一点，2007年日本高院的判决之后，再无一起诉讼有丝毫的松动，全部都以败诉结局。

    持续二十多年的战争受害诉讼，日本法庭对待亚洲各国的受害者都是一开始以时效(除斥期间)、“国家无答责”、“劳动案例义务是否成立”等来驳回。但是个别法官在他们的判决中也以正义和良心为力量对这些法律的坚硬壁垒进行了突破。

    “这是最后一张牌，在各种诉讼一步步的进逼下，他们不得不使用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战争赔偿这张牌。”高木喜孝说。

    日本政府不承认事实、不谢罪、不赔偿，日本企业赖账，两方相夹使战争受害问题几乎没有解决的可能。而中国受害者却等不起这种没有终结的拖延。上世纪90年代末刘宝辰找到的69名西松建设安野劳工一个个辞世，活着的只剩下19人了，而19人当中又有多人神昏体衰将不久于人世。

    刘宝辰认为，西松建设安野和解虽然钱不多，但值得肯定的是，受害者获赔2.5亿日元(折合1886万人民币)，是面向360名劳工全体的。而如果用“判决”的方法了结此案，即使中方胜诉了，获得赔偿金的人也只有5个原告。现在虽然每个人所得赔偿金(60多万日元)比5个原告胜诉所得的金额(550万日元)要少得多，但毕竟是解决了全体360名受害者的索赔问题。

    “在日本政府没有承认战争责任、中国政府是否放弃了战争赔偿不明确的大前提下，你再逼他也不会承认自己的法律责任的，而再不接受和解，中国的受害者就都要死光了。让活着的人能够享受到一点赔偿，这些钱赔给老人和赔给他们的子女毕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刘宝辰说。

    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第一笔“补偿金”一发放，刘宝辰家里的几部电话就被打爆了。“常常是几部一起响，都不知要接哪一个了。”刘宝辰教授的夫人说。

    打电话来的大都是劳工的家属，他们从媒体上看到了消息，求助找自己的父亲，“被抓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不知是死是活”，有的知道死了，但不知死在了哪里。“听这样的电话让人心酸哪。”刘宝辰的夫人说。她的工作是记下电话里内容的名字，然后到一份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的3万名劳工的花名册上去找。

    “来找的几乎没有西松建设安野作业场的，前些年能找到的差不多都找到了，更多的是其它企业的劳工和家属。”

    刘宝辰告诉记者，安野劳工目前还有一半人下落不明。第一批发放的和解金只给了活着的劳工和其遗孀，2010年春节前后将发放一部分给直系子女，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劳工的寻找和调查。对于和解金的分配是严格按时2.5亿的总数除以360人的方式来分配的，日本律师和中日双方的支援者全部分文不取，“包括我们夫妇两个也都是志愿者”。基金由日方6人和中方4人组成管理委员会，进行日常的管理和发放。(责任编辑：918网老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