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本民主党小泽一郎访华前夕，为促使日本尽快解决战争遗留的劳工问题，联谊会会长李良杰、赵老和吴致麟已于今日（12月9日）上午10点半将给鸠山及小泽的信送达日本大使馆，日驻华一等书记官奥 正史先生出来接过信，并答应转交。
首先祝贺民主党由在野党成为执政党！祝贺阁下就任民主党代理代表！ 我是二战中被强掳到日本本土服苦役的中国劳工，现被受害者推举为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会长。60多年前，为了维持侵略战争，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日本内阁会议在1942年11月27日做出了《关于向国内移入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从1943年至1945年，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强掳大批中国人，到日本本土充当劳工。据日本有关资料显示，从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总共强行移入169批、计38935名中国劳工。加上在乘船前已被迫害致死和失踪的2823人，向日本强掳的中国劳工实际为41758人。这些人被分配到日本的35家企业，135个事业场，从事矿山采掘、土木工程、港湾装卸等重体力劳动。由于食物的严重不足、恶劣的生活环境、繁重的劳役，加上精神及肉体上的残酷虐待和折磨，中国劳工伤病者暴增，死亡不断。仅据战争结束时日本外务省报告书的统计，各企业中国劳工伤病者达6778人，死亡6830人，死亡率占38935名劳工总数的17.5%。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及相关企业并未向劳工们支付工资或任何报酬，亦没有赔偿谢罪，就把劳工送回了中国。加害企业不仅靠强制劳动赚取了利润，获得了收益，在战后又得到日本政府巨额补偿。而中国劳工归国后，许多人不得不面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有的人因为疾病缠身，生活陷入困境，有的则因肉体和精神的伤害，失去生活的信心。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中国掳日劳工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没能得到解决。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劳工在日中两国律师和日本国民的帮助下，开始向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进行交涉，要求谢罪和赔偿。90年代，又以日本政府及相关企业为被告，在日本的法院提起了损害赔偿诉讼。遗憾的是，经过十几年的诉讼，日本法院虽然认定了战时日本政府及相关企业实施了强掳及奴役中国劳工的违法行为，认定了中国劳工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做苦役、精神和肉体遭受了巨大痛苦的事实，但是却以种种理由，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中国掳日劳工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与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不同，1988年，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政府分别向二战中曾被关进集中营的每位日本侨民赔偿两万美元，两国领导人还向受害者写信致歉。2000年，德国政府和相关企业筹集10亿马克，建立了“记忆、责任、未来基金”，对被德国奴役的二战劳工进行赔偿。2007年6月12日，德国在柏林总统府举行仪式,宣布历时7年的对二战纳粹强制劳工的赔偿工作正式结束。德国总统克勒和总理默克尔出席了结束仪式并发表讲话。克勒说：拒绝纳粹强制劳工的赔偿要求，就是否认他们所遭受的痛苦。赔偿基金会的工作具有历史意义，这是通往和平与和解道路上所必须实行的苦涩举措。默克尔说：尽管金钱永远无法弥补这些劳工所遭受的痛苦，但赔偿基金会在７年后成功地完成了对这些劳工的赔偿工作让我们如释重负。 德国政府的真诚谢罪和赔偿，得到了受害者的理解和信任，也提高了德国的国际声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民党执政的日本政府不能正视历史，不肯承担历史责任，使得日本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不能放下，给日本的国际形象带来相当负面的影响。这也正是日本在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时，遭到许多国家民众的反对，从而屡屡受挫的原因；也是许多日本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力和经营环境受到不良影响的原因。我们认为，解决掳日劳工问题是对中国受害者及遗属心灵的抚慰，同时对于日本来说，也是一次卸掉历史包袱、重新塑造形象的极好机会。(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