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王留柱自己掏钱，到影楼里雇录像师跟他一起采访，并将每个劳工的访谈录像制成光碟。这样又采访了几个人后，就没有摄影师愿意跟他了，因为挣不到钱。

　　2005年，旅美华侨吕建琳女士赞助王留柱一台录像机，加上媒体的报道，许多人主动向他提供劳工的线索，于是寻访进度大大加快。几年来，王留柱对90个劳工进行了录像采访。

　　除了寻访劳工，王留柱还经常参加有关的社会活动和学术会议，他是中国抗战史学会理事，并在几所大学担任兼职研究员。为了研究的方便，年届七旬的他还学会了电脑，如今他打字、上网查资料、收发邮件都相当熟练。

　　王留柱退休后被单位返聘，如今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办公室里，忙着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准备结集成书。“已经整理出了25万字，估计总字数有40万，将来出版后，准备送给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图书馆。”王留柱说。

　　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件事

　　寻访幸存劳工，王留柱的心情是沉重的。劳工们辛酸屈辱的遭遇，时时激起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怒。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残害中国劳工的事实，妄言中国劳工是自愿到日本工作的。王留柱说，他要用劳工们的血泪证言，来揭穿右翼分子的无耻谎言。

　　“但是，日本也有很多有正义感、热爱和平的人。”王留柱说，从事劳工研究这些年，他结识了不少日本友好人士。2008年6月底到7月初，受日本民间友好组织邀请，王留柱作为专家随代表团赴日本，参加纪念遇难劳工的活动，感受了许多日本人对中国的友好感情。

　　在东京，代表团访问了枣寺（该寺得名于从中国带去的枣核培育成的枣树）。二战后，枣寺住持菅原惠庆冒着政治危险，收集了400多个中国劳工的骨灰盒，安放在寺内保管，直到1953年将这些遗骨送还中国。

　　日本长崎市遭到原子弹袭击时，有33名中国劳工遇难。长崎市民捐款为他们树立追悼碑，2008年7月7日揭碑仪式当天，数千市民自发前去参加。长崎市前市长本岛等说：“希望能够表达对他们（中国劳工）的赎罪之情。”

　　访问日本的见闻，使王留柱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了更深的思考。他说：“我研究劳工问题，是为了提醒中国人不忘屈辱历史。但牢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中日两国应该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面向未来。”

　　王留柱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有更多的中国人关注掳日劳工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是受害国，但是跟日本相比，无论重视程度还是研究水平我们都差得远，这个现象值得深思。”王留柱不无忧虑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