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二战期间，日寇曾从中国掳掠数万人到日本做苦工，对他们进行非人的虐待。但日本右翼势力对此却极力否认，很多中国人也不知情。襄城县退休干部王留柱自费奔波数千公里，寻访河南籍掳日劳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这是襄城县政协的一间办公室，桌椅破旧，陈设简陋，空间狭小。相形之下，桌上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部录像机，在这间陋室里显得很时尚。
满头银发的王留柱戴着老花镜，一边看录像资料，一边在电脑上打字——他正在整理一部《河南掳日劳工访谈录》。
“掳日劳工”，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语。王留柱介绍说，1943年到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从中国掳走战俘和平民4万多人，强迫他们到日本的工地、矿山和码头做劳工，实施非人的虐待，许多劳工惨死异国。抗战胜利后，幸存的劳工才回到祖国。
20年前，襄城县政协干部王留柱开始接触幸存的劳工。得知他们的悲惨遭遇，身为文史工作者的王留柱震惊了：“我们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和细菌战，但日本掳掠、残害中国劳工的历史，很多人都不清楚。”
为了揭露历史真相，王留柱自己出资，奔波数千公里寻访河南籍掳日劳工，用笔和镜头记录他们的苦难经历。
“应该让人们知道这段历史”
20年前，王留柱在襄城县政协负责编辑当地文史资料，在那里认识了襄城县政协副主席耿谆。
耿谆生于1915年，抗日战争中任军官，1944年5月在洛阳战役中受伤被俘，后被强征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町做劳工。1945年6月，因为不堪虐待和凌辱，身为劳工大队长的耿谆率700余名中国劳工发动“花冈暴动”，震动整个日本。二战结束后，耿谆从监狱里被解救回国。
晚年的耿谆，主要从事关于掳日劳工的社会活动，并就花冈事件向日本提出诉讼。王留柱经常陪同参加这些活动，因而对掳日劳工有较多的接触。
“他们在日本受尽了折磨和屈辱。”王留柱说，劳工们从事的都是重体力劳动，例如在码头当装卸工的，有的还是十四五岁的孩子，骨瘦如柴，却要扛上百斤重的包。劳工每天劳作十几个小时，稍有懈怠就会遭到监工毒打，不少人被活活打死。高强度的劳动，每天却只能吃极少量的粗劣食物，劳工们饿得见到树叶和虫子就往嘴里塞。冰天雪地的严冬，劳工们衣衫单薄褴褛，脚上只有一双草鞋，脚和鞋都被冰冻在了一起。劳工的住处拥挤肮脏，生病后得不到医治，每天都有人在饥病交迫中悲惨地死去。
在惨无人道的虐待之下，有的劳工由于极度饥饿，竟在焚烧死难的工友时忍不住偷吃尸体。王留柱说，根据调查，当时劳工因为饥饿而吃死尸的事并不罕见，一些劳工提起这事，至今仍然痛哭流涕，呕吐不止。
骇人听闻的事实，令王留柱内心无法平静：“强掳、虐待中国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应该让人们知道这段历史。”于是，他决心对掳日劳工问题进行研究。
20年自费寻访劳工
王留柱说，他20年来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8年到1997年，主要围绕耿谆和花冈暴动搜集资料，采访有关劳工和其他人士，出版了《耿谆与花冈暴动资料专辑》；1998年以来，主要寻访河南籍劳工及其遗属，共采访了109名劳工，目前正在整理访谈记录。
当年被掳往日本的河南劳工有4000多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要想找到他们的下落谈何容易？由于没有经费，他只能自己出钱。
起初，王留柱通过耿谆找到一些花冈的劳工。后来，他得到一本日本出版的《中国人强制连行的记录》，其中有掳日劳工的姓名和籍贯等资料，他就以此为线索进行寻找。但是，这本书也只能作为参考，有时还会“误导”他，因为有的劳工当年使用化名，有的地名登记不准确、不详细。“为了找到一个劳工的家，往往要费几个月的周折，感觉就像大海捞针。”王留柱说。
王留柱先从襄城和周边几个县市找起。那时候，他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元，只能骑着自行车，背着干粮和水壶上路。近些年经济宽裕了，寻访范围也扩大到了全省，他才敢坐汽车，就这样，路上啃馒头还是家常便饭。
早期，王留柱用纸和笔作采访记录，速度很慢。这样寻访了19个劳工后，王留柱决定改用录像。“活着的劳工最年轻的也七八十岁了，必须尽快采访到他们；另一方面，影像资料比文字更直观，是有力的历史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