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冈“和解条文”公开后，受到很多来自海内外华人社会的批评。支持花冈劳工维权的一位日本和平运动人士说了一句话：

　　“我们在那里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中国人怎么都不来，等到我们把事情做出来了，你们都来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可是，太晚了不是吗？”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注：
① 《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调查研究》，254~265页，刘宝辰、林凤升，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 《二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问题研究》，100~110页，陈景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③ 《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调查研究》，254~277页，刘宝辰、林凤升，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尊严》，295~306页，旻子，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
  《二战掳日中国劳工问题综述》20~25页，《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第一卷》，何天义主编，齐鲁书社，2005年
④ 《二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问题研究》，陈景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何天义主编，齐鲁书社，2005年
⑤《从“花冈案件”的和解模式看对日民间索赔》，管建强，《法学杂志》2001年4月号
《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调查研究》，338页，刘宝辰、林凤升，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尊严》，389~390页，旻子，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
⑥《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第6章，（英）安德鲁·瑞格比著，刘成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
⑦《再论在日本建立战俘劳工赔偿基金问题——兼评花冈受害索赔事案和解的协议和鹿岛公司的声明》2001年3月8日，《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何天义主编，齐鲁书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