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洒云海,正气贯长虹——记父亲与中央航校成都空军军士学校的学生们
广东航空学校五期张岱山之子 张世平撰稿

成都市郊外的太平寺机场,抗战时期曾是中央航校成都空军军士学校的旧址。学校的大门口的对联写着:“贪生怕死毋进航校,升官发财勿进此门”。该校从1939年春开学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共办了7期,毕业学生达1000多人。“锦城外,簇桥东,壮士飞,山河动。碧血洒云海,正气贯长虹,保卫祖国的领空,发扬民族的光荣……”。当年这些热血青年就是唱着这首校歌走上了战场。


中央航校空军军士学校大门,二行书写“贪生怕死毋入航校 升官发财勿进此门”


空军飞行军士学校飞行教官及飞行员出操合影


空军飞行军士学校校训



家父张岱山,菲律宾归国华侨,广东航校第五期毕业。抗战时期曾任中队分队长转战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地,参加过“广州保卫战”、“长沙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等数十次大小空战,击落敌机一架击伤多架并给敌人予重创,建有战功。1939年夏在四川宜宾与美国陈纳德将军空中比武,因而受到了陈纳德将军的赏识后被调往该校中级科任教(1939年夏——1943年初),系航校飞行训练副组长飞行教官。在这期间培养和带飞了不少学生。他们毕业后有的驾驶战斗机或轰炸机直接对日作战,有的驾驶运输机飞行在“驼峰”航线,为抗战和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家父虽然已经离开了人世,但剑与火,血与泪,60多年前天空的那段历史和父亲及他的学生和家人所诉说的往事一直留在我心里。如今当我们回首望去,一种难以用言语诉说的情怀一直在脑海中翻腾.,久久不能平息,现根据回忆和有关资料把它整理出来。


家父张岱山在成都中央航校空军军士学校任飞行教官时的相片


父亲张岱山摄于解放后1954年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驼峰魂——吴子丹”

1997年,由总部设在美国的“中缅印战区驼峰飞行员协会”主编的“驼峰飞行第四卷”精装巨著出版了。它继前三卷之后,又收集选编了当年飞越“驼峰”时许多鲜为人知的艰辛历程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事迹,内容丰富,生动感人。在选介“驼峰人”经历的一章中,刊登了一位来自中国最先加入“驼协”这一世界享有盛誉的国际组织,并成为其终身会员的中国飞行员吴子丹。吴子丹于1922年3月19日出生在中国四川省德阳市黄许镇,曾就读于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抗战爆发后,他与其他热血青年一样,投笔从戎,进入中央航校成都军士学校第三期,被分配到我父亲那组学习飞行,家父是他的飞行教官。


航校毕业时的吴子丹(原名吴俊)

在那个年代,空军军校士官生毕业后一般都去美国接受高级飞行训炼进行深造,像吴子丹这样没去美国,却直接进了“中航”的例子甚少。他于1942年毕业后就进入中国航空公司,担当副驾驶,并于1942年—1945年大空运期间,飞越“驼峰”300余次。

1943年11月15日,印度汀江机场的深夜,厚厚的云层遮住了星光。吴子丹和美国人机长洛克斯及报务员一行3人驾驶17号飞机降落在印度汀江机场。他们此行的任务就是从这里运送汽油回云南昆明。当天,他们已经连续飞越“驼峰”两趟,倍感疲惫。当地勤员工把装有汽油的油桶一个个地搬上了飞机的货舱,并把汽油牢固地捆在货舱后,3人径直走上了飞机。在做完飞机发动机起飞前的检查后,耳机里传来了果断的“立即起飞”的命令。飞机顺利地开始滑行,两台1200匹马力的发动机均匀地发出撼人的吼声,机长洛克斯大推油门,松开刹车,憋足了劲的C-53吼叫着向前窜去,两排橙黄色的跑道灯越来越快地向后掠过,当最后几个跑道灯快速从机翼两侧飞过时,飞机一下变轻了,30多吨重的"铁鸟"离开了地面,冲向了漆黑的夜空。洛克斯开始调整发动机的动力,吴子丹则将手轻轻地扶住驾驶盘,飞机离地大概有十米多高,吴子丹正要按照机长的口令收起落架时,突然两声连续爆炸的巨响,急剧地震撼着机身,吴子丹的身体猛烈地撞在驾驶舱的墙上。“死了!”这个念头以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在他脑子里闪了一下,他随即想到应该赶快关掉小油门,他立即伸向操纵台,但系在腰际的安全带猛地把他的身体拉扯着,使他无法控制自己。就在此刻,发动机像飞跑的汽车猛地停下,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寂静得可怕。几秒钟之后,也许更短也许更长,一阵巨响,吴子丹感到自己在一堆破烂的铅皮中挣扎,漆黑的夜里什么也看不清,C-53重重地摔落在地面上。求生的本能使他奇迹般地爬出了破烂的飞机,刚站起身,两腿就支撑不住跌倒了。在静静的黑夜里,他似乎听到淙淙的流水声,但他马上意识到那是几千公升的汽油正在从破损的油箱里往外流。只要有一点火星,这里马上是熊熊燃烧的火海。“会着火的,快离开这里,越快越好!”想到这里,从机舱里“飞”出来的吴子丹,似乎没有感到任何伤痛,他“腾”地站起来,迅速把机长洛克斯和报务员拉扯出来。此时,救护的人马也到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洛克斯、吴子丹和话务员抬上车。万幸的是破碎后的飞机竟然没有起火燃烧,事后检查发现原来是飞机螺旋桨疲劳过度而断裂。三个人都侥幸生还,除话务员有点外伤外,另外两个人都摔断了骨头。光是治疗就用了三个月。出院后,机长洛克斯飞返美国继续疗养,而吴子丹出院后,按情况他可以继续疗养,或者停飞,但他却回到加尔各答总公司机航组报到。见到吴子丹,机航主任问:“还飞不飞?”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更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斩钉截铁的回答:“飞。”这就是真正的中国军人,真正的中国飞行员。?正为飞行人手不够而发愁的机航主任高兴得跳起来,马上排定航班。吴子丹拎起飞行图囊,跟着机长就走。这个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年轻人重又返回“驼峰”,穿行在险峻的航线上。在飞越“驼峰”300多次的航行生涯中,吴子丹对生和死只有这样一个概念:“我只要一登上飞机就总会想到心爱的家人在等待着我的平安归来,就会感到这是国家和民族托付给我的重任,我每平安地起降一趟,就是一次消灭法西斯的胜利。因此,当遇到一切危险、艰难和死亡时,我心里并不去害怕‘死’,而是力争如何‘生’。

2002年10月22日,由中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和福克斯家人的福克斯铜像揭幕仪式在福克斯家乡美国得克萨斯州乔治·布什图书馆举行。而这半身雕像,就是抗战时期飞越“驼峰” 失事而牺牲的美国飞行员、53号机机长吉米·福克斯(J.K.Fox)。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也专程到此为向福克斯的铜像敬送了花圈。同时,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分别为雕像题词。

江泽民主席的题词:这是一位在中国抗日战场英勇献身的美国飞行员,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吉米.福克斯。江泽民 二00二年十月


乔治·布什图书馆举行杰米·福克斯铜像揭幕仪式


江泽民主席亲笔题词

美国总统布什的题词是:我向为了一尊铜像光荣的落成而来的所有贵宾表达我的祝福。这位铜像是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献身的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达哈尔镇(Dalhart)的飞行员吉米·福克斯。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世纪的挑战时,我们注意到了二战美国老兵为了捍卫自由所表现的勇气和献身的精神典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为美国而战的男女军人,他们不仅仅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同时也对形成自己的特性有所帮助。当我们为保卫我们的祖国而工作和在全世界捍卫自由时,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敢永远激发着我们。我称赞“重返驼峰委员会”所做出的光荣的事情,在60多年前,在为中国空运物资时,吉米·福克斯最终献身。你们的努力使我们记住了他对美国和中国人民所做出的贡献,这样的思想使得我们民族更加强大。我和夫人劳拉给予大家我们最诚挚的祝福。总统布什 华盛顿白宫


失事前2分钟古蒂亚拍摄的“中航”53号C-53飞机


怒江片马丫口原始森林中失事坠毁的”中航”53号C-53飞机残骸

吉米·福克斯牺牲的事情发生于1943年3月11日。当年吴子丹就是53号C-53失事见证人三人中之一。已经在昆明至汀江间飞过一个来回的“中航”53号机又一次在昆明巫家坝机场跑道上抬起机头,飞机升空改平后,向着它今天最后一次飞行的目的地——印度汀江机场飞去。担当本次飞行的机长是25岁的美国人福克斯,副驾驶和报务员都是中国人,分别是谭宣和王国梁。三个年龄加在一起都没有超过七十岁的“孩子”,此时根本不知道,这次飞行,不仅是53号机的最后一个航次,也是他们人生最后的句号。跟随在53号机身后的,是另一架“中航”48号C-53飞机,机长古蒂亚,副驾驶正是吴子丹。那天起飞后,天气是出奇的好,53号和48号一直是相伴而行,在古蒂亚和吴子丹眼中,前面的53号在蓝天中,如同一只美丽的大鸟一样翱翔在蓝天上,这样的场景在驼峰航线上实在是难得一见。看着看着,古蒂亚还来了兴致,他让吴子丹把杆,他自己抄起随身携带的相机随手拍下了53号飞行中的照片。

然而,让古蒂亚没想到的是,这张照片留下的却是53号最后的飞行。仅仅只过两分钟,在高黎贡山脉上空,前面一公里左右的53号突然像块石头一样往下掉。还没等后面的人反应过来,53号已经坠落。古蒂亚和吴子丹都惊呆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气不坏,也没有日本人的零式机攻击,怎么53号连一点求救信号都没有发出就摔了!这就是航空气象学中的“空气袋”。飞机如果遇上了“空气袋”就会完全失去控制,在极短时间内坠毁。48号机停止了继续前行,找到了53号机坠落的地点——位于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山脊附近海拔高度在3200米以上的丛林,发现飞机趴在森林里,机体基本完好,没有发生起火爆炸。

当时揣测机组人员有可能生存。他们在53号坠毁的上空,一圈圈地盘旋。此时,他们多希望能看见战友从摔破的机舱里面走出来,哪怕是爬出来也行啊,那多少可以证明,他们还没有死亡,等待着营救……足足有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下面53号飞机残骸静静地躺在山腰中,没有一点儿生命的迹象。他们还想再盘旋下去,但天际边已经压过来黑压压的浓云——要变天了,前面还有艰难的“驼峰”等待穿越,他们再也无法再久呆下去,只能记下座标后离去。48号对着地面的53号,最后一次摇摆机翼,恋恋不舍地飞走了。高黎贡山,气候变化无常,刚才还晴朗的天空突然就下起了鹅毛大雪,劲风夹带着雪片,不一会儿,纷纷扬扬的雪花把53号包裹得严严实实,福克斯和他的中国同伴们,就长眠在这雪山深涧之中……仅仅只过了两天,吴子丹再次经过这里。这次,他的机长是陆铭逵。

飞行中,吴子丹告诉陆铭逵53号失事的位置,虽然在途中为了躲避日本人飞机而绕了弯路,但陆铭逵还是当即决定,到53号机这里来“看一看”。距离吴子丹估算的53号失事现场还有将近70公里时,陆铭逵开始减速,并降低C-47飞行高度。离53号坠落位置越近,吴子丹越是心跳得厉害,他是多么希望当自己的飞机来到失事的53号上空时,能看到下面有人招手、蹦跳、呼救的情景,此时,吴子丹的心都快蹦了出来,他把视线瞥向舷窗外:机舱外,金色的阳光照射到白雪皑皑的雪峰上,直刺人眼。视线所及范围内,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三个人一同搜索53号,哪里有什么53号的影子,53号飞机已经被白雪淹盖了。机舱内,无人说话,只有发动机的“嗡嗡”声。

机长陆铭逵使劲咬着嘴唇,不知是愤怒还是悲伤,他在53号上空盘旋一周后,不顾满载的飞机摇摆机翼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不仅摇摆机翼,还大幅度倾斜机身,向同伴、战友告别。白雪之下,掩盖的是同伴的血肉之躯,注定要把灵魂留在这冰山雪峰之间的,前天还在一起说笑的同伴,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他们就这样匆忙去了……,趁着C-47机身倾斜之际,吴子丹解下白色飞行围巾,拉开舷窗扔了出去。湛蓝的天,冰雪映照下,一条洁白的丝绸围巾在空中,它寄托着战友和同事的哀思,慢慢飘落着,……。

53号C-53失事,是“中航”在飞越“驼峰”所有失事飞机中,是惟一被同伴亲眼目睹并及时测定方位的一架,53号坠毁的位置很快被通报给“中航”所有飞越驼峰航线的飞行员。那段时间,只要条件允许,几乎大家每次飞越“驼峰”,都尽量把航线往这边“靠”一下,所有飞经53号机坠落点的飞机都自发地降低高度,低空盘旋,甚至在夜间打开着陆灯照射,试图发现53号机的机组人员活着的迹象。古蒂亚在53号坠毁一周后,也来到53号上空,他看到的是冰雪消融后,53号一只机翼拦腰插入一棵大树中,他知道,已经没戏了。从此,飞行员们将这个位于高黎贡山脉长尾巴山以南的片马垭口,称为“福克斯垭口”。吴子丹一直没有忘记那架在丛林秘境、被冰雪掩埋了几十年的53号C-53,更没有忘记美国机长福克斯和自己的同胞谭宣、王国梁,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加入美国“驼峰”协会后,他就致力于进山找寻,无奈,由于很多方面的因素,这件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下来,直到在1990年,吴子丹在工作中突然故去,这事儿才耽搁下来。后来,要不是1997年原“中航”另一位飞行员汉克斯和一群热血且有朝气、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人上去搜寻,加上美国航天飞机拍摄的相片定位,也许53号会和那些在“驼峰”上空杳无踪影的人一样,永远长眠在白雪皑皑的群山之中。

2007年9月14日,4名平均年龄已逾九旬的二战援华原“中航”老飞行员汉克斯(美,90岁)、古蒂亚(美,92岁,53号机失事的见证人)、塞端克(加籍华裔,88岁)、陈文宽(美籍华人,94岁)组团来到中国云南,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2007年9月24日上午,怒江州政府组织了8辆汽车送汉克斯一行前往片马,参观中航53号飞机博物馆,并为中航53号飞机机组人员吉米·福克斯、谭宣、王国粱的纪念碑揭幕,下午1点30分,片马小镇有5000人参加了这一仪式。

9月24日正好是汉克斯90岁生日。汉克斯说这是他最高兴的一天,他帮助中国抗战,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和平。在切怒江人民为他准备的生日蛋糕时,汉克斯激动得大喊:“我100岁时还要再来中国、再到怒江!”


飞行在“驼峰”航线上的中航C-53运输机

抗战胜利后,吴子丹一直在美国陈纳德将军组织的民航空运队(CAT)任副驾驶员。

1949年吴子丹参加了震惊中外的香港“两航”起义,并在起义中立了功。1950年—1986年,他先后在中国民航局所属机构担任飞行正驾驶员、机长、试飞员、飞行教官等职,曾受到过十多次立功、表彰和奖励。


解放初期的吴子丹

家父在解放后任飞行调度员期间一直与吴子丹工作在一起,他们师生之间有着很深的感情。父亲说道,吴子丹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他都能马上心领神会。在闲聊中他告诉了我一件事,有一次,父亲从北京搭便机回广州家中,上机后他没有注意什么就坐在后机舱,那次航班的机长恰巧就是吴子丹。在飞机起飞后,吴子丹从驾驶舱无意中转过头来发现了后机舱中的父亲,马上站起来,走到父亲身边,邀请父亲到驾驶舱,让父亲坐在正驾驶位置上驾驶飞机,因为他知道父亲非常喜爱驾驶飞机,以前在成都航校时就出名,每当来了新机种,不管是战斗机、运输机、还是轰炸机父亲都要去熟悉飞机的各种性能和特点并熟练地驾驶。他知道父亲当上飞行调度员后就很少飞行了。而现在正在飞行的是新进口的苏联大型运输机,父亲没有驾驶过。在他的指点下,父亲很快的就进入了状态,从北京一直飞到了广州,在飞机快进入机场时才把操纵杆还给了吴子丹。父亲说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驾驶飞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人们并没有忘记"驼峰"英雄们作出的卓越贡献。1947年,由当年退役的一批老飞行员发起,在美国成立了"中、缅、印战区驼峰飞行员协会"(简称"驼协"HPA),有会员五千多人。在世界各国航空界都具有很高的声誉和影响。

因为“驼峰”的故乡是在中国西南边陲,所以许多美国"驼峰人"都想找机会回去看看。这是许多美国"驼峰人"多年来的心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未能实现。随着中美关系的恢复发展,1982年,该协会首次组织了一个50多人的"重访驼峰"旅游团到重庆、昆明等处旧地重游。说来也巧,当该团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办理离渝登机手续时,有位美国老驾驶员突然发现一位身着中国民航制服的似曾相识的人在送客,便走近定睛一看,立即认出此人就是当年与他并肩飞行的中国助手、副驾驶员吴子丹。吴也马上认出了当年的这位美国飞行员。40多年不见,今朝旧地重逢,真是喜出望外,百感交集,二人当下热烈拥抱。同行的美国伙伴们见状,也纷纷惊异地围拢来,热情地问候交谈,合影留念。这位美国飞行员激动地对吴说:从未想到你还活着,而且居然还能在中国民航飞行,这真是一次十分意外的奇遇!我要将这一好消息告诉其他的"驼峰"友人。

1984年,他成为中国第一个被接纳为“中缅印战区驼峰飞行员协会”的终身会员。1986年,他作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北京航空联谊会的代表,出席了在美国阿肯色州召开的“驼协”第41届年会,并在会上发言和向大会赠送锦旗,表达了中国人民对驼峰飞行员协会的崇高敬意。他曾先后四次赴美参加“驼协”的联谊会,成为中国出席该组织年会次数最多的会员。1990年6月吴子丹病逝后,许多"驼协"友人对他的夫人刘芳仍十分关怀照顾。他的夫人刘芳女士再次应“驼协”的特别邀请,赴美国奥马哈参加该会第46届年会,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欢迎。刘芳也和昔日一样,继续积极从事于弘扬"驼峰精神"和促进中美两国友好的交往工作。当她得知重庆市建立"史迪威博物馆"时,便将吴子丹在美国购买和收集到的许多文献资料带到重庆,支持开辟"驼峰飞行"栏目展出。多年来,已有来自美国等海外宾客数万多人到博物馆参观,其中有当年美国的"驼峰人"和"飞虎队员",以及不少美国知名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如基辛格博士、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美前国务卿万斯等有影响的人物。他们普遍反映良好,认为这是中国对二战历史的尊重,是体现中美友好关系的真实历史见证。在纪念史迪威将军诞辰11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5周年时,刘芳写了一篇《你知道"驼峰飞行"吗?》一文,发表在四川省外办主编的《外事天地》杂志上,后应"驼协"的要求,在美翻译成英语,全文刊登在美国"驼协"主编的《新闻通讯》刊物上。她一直热心从事于向中国人民宣传驼峰飞行的艰巨光荣历史和促进中美两国人的交往和友谊,受到美国友人的普遍称赞。


吴子丹刘芳夫妇1989年在美国华盛顿参加“驼协”年会合影

2005年中秋节,我通过互联网和“重庆时报”记者的帮忙,与家住天津的吴子丹的夫人刘芳阿姨联系上了,当电话中我说出了家父的名字并表明了我的身份后刘芳阿姨一瞬那呆住了,想不到父辈间失去音信40多年后我会与她联系上,怕老人家过于激动我问候了她后就挂断了电话。当天我就写了一封长信,把过去40多年中家庭的情况和变化并附上了相片寄给了刘芳阿姨。没过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家的电话铃响起来,原来是刘芳阿姨从天津打长途电话过来,我们手握着话筒,百感交集。多少年的思念,多少年的牵挂,千头万绪涌上心头,不知从何说起。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是含着热泪说着话的,在这千言万语的话语中饱含着多少酸甜和苦辣,饱含着多少思念之心和多少的牵挂之情……刘芳阿姨也把40多年中家庭的情况和发生的变化告诉了我们。吴子丹叔叔在我父亲转业后由于种种原因与我父亲失去了联系,在十年“文革”中被打成“特务”,被关进内蒙古军区监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文革”后被平反。虽然这样,他没有任何怨言,仍旧兢兢业业地工作。退休后仍被民航部门聘请为顾问,1990年6月19日在北京参加一次航空学术交流会中因脑溢血突发而逝世。而刘芳阿姨是一位退休中学教师,,恬淡生活的她和女儿居住在天津市。她的儿子吴量福原是“知青”,后赴美国勤工俭学,现在是美国北伊利诺依大学公共行政管理学教授、博士,并被我国多所名校聘请为大学教授,经常回国讲课……。电话进行了近一小时,因为考虑到刘芳阿姨心脏不好,戴着心脏起博器,,在我多次敦促下,我们都才依依不舍的放下了话筒。随后,刘芳阿姨给我寄来了吴子丹叔叔年轻时在航校时的相片及他们夫妇俩赴美国出席“驼峰”协会的合影。我们现在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两航”起义中的李培槐

李培槐叔叔1922年农历11月29日出生,广东肇庆人。1938年春就读于广西大学,1939年秋投笔从戎,考入中央航校成都军士学校第三期,也是家父带飞的学生之一,也曾参加过“驼峰”飞行。因为他整天乐呵呵的不知忧愁的笑,所以外号被称为“傻李”。但他却在震惊中外的香港“两航”起义中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1949年解放前夕,“两航”的何去何从问题,一直受到中共中央的关注。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和南方局潘汉年等,遵照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即开始了策动“两航”起义的部分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市委和军事管制委员会也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做争取“两航”的工作,并推吕明由查镇湖(又名查夷平)陪同去香港策动“两航”起义。吕明原是国民党空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在“两航”的飞行人员中有一批朋友,而李培槐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央航”副驾驶员李福遇经“中航”副驾驶员李培槐介绍,同中共地下党组织接头后,经周密安排,在是年8月25日,“央航”XT507号飞机于8时3O分由李福遇驾驶从香港飞广州。当天下午,李福遇驾机从广州北飞在南京机场降落,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3天后,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给他派了一名副驾驶,又将该机飞到北京南苑机场降落。根据情况的变化,党核心小组及时劝阻了李槐培原想单机起义的行动,改为送他乘轮船到天津,并把原来策动“两航”个别飞行人员起义的工作,纳入到策动“两航”集体起义的计划中。1949年11月9日,“两航”按照预定的计划和步骤,由“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率领两公司4000余员工,在香港宣布北飞起义。是日6时半,两公司的首批12架飞机相继飞离香港启德机场,投向新中国怀抱。“两航”的起义,切断了逃居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机构往返西南地区的空中交通线,这对国民党当局在政治和军事运输上是个致命打击,对解放西南地区起着很大的作用。

对于“两航”起义的壮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致电“两航”总经理和全体员工表示欢迎和慰问,并指出“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11月15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宴请“两航”起义人员并讲话。会上,周恩来说道:“新中国的民航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起义人员的前途是光明的。建设新民航,人才是主要的,争取香港两航起义人员都回来同大家一起从事民航建设。我们有了这星星之火,一定能燎原”。《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发表题为《欢迎两航空公司起义》的社论,对“两航起义”这个爱国的壮举表示热烈欢迎,并“对于将在两公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航空事业,表示无限的信心”。


解放初期的李培槐

家父在闲聊中曾经提起他与李培槐的一段往事。50年代初,家父在南宁机场任飞行调度员。那天夜晚是父亲在塔台值班。当时机场上空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机场上所有的照明灯都打开了但能见度仍旧极差。李培槐驾驶着大型运输机飞抵机场上空,准备降落。因为国民党特务用大功率无线电发报机进行干扰,与机场的通信几乎是中断。当时导航设备很落后,再加上恶劣的天气及机场附近的山脉影响,运输机在机场上空一直盘旋飞行,不能降落。如果转场吧,飞机油料不够。大型运输机上满载着援越的重要物资,作为有着近20年飞行生涯的父亲知道情况的严重性,他心急如焚,不断的对着话筒呼叫着飞机的代号。此时,飞机上的油料警告灯也开始闪烁,这说明情况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运输机仍旧在机场上空盘旋着,时间在一秒一秒的过去,危险在一秒一秒的来临……也许是神差鬼使,更也许是心有灵犀吧,李培槐从耳机断断续续的只字片言中竟听出是我父亲的声音,他惊喜万分地大喊道:张教官,我是“傻李”啊!此时家父也从这非常模糊的声音中知道原来是李培槐在驾驶着飞机。在这紧急关头父亲急中生智想到了可以用在成都航校训练学员时的术语(字短意长)夹带着英语发出指令,他把头伸出窗外,用他那锐利的目光搜索着漆黑天空,并根据自己近20年的飞行经验和飞机的轰鸣声及时隐时现的的夜航灯判断着飞机的高度和方位,他们两人一个冷静果断的指挥,另一个谨慎沉着的驾驶,尽管双方耳机中是断断续续的只字片言,但他们却能各自心领神会而配合的非常默契,飞机终于安全地降落在跑道上,此时,油料指示灯几乎为零了。李培槐从飞机上走下来,到塔台向我父亲复命。一走进指挥室,两人几乎是同时伸出手来,李培槐喊了声“张教官”就再也说不出话来,很少动感情的父亲也眼睛湿润了,他用手轻轻地拍着李培槐的肩膀,在场的人都感动了,大家互视着没有说话,在这无言的目光中饱含着多少师生情、战友情、同志情……。人们议论着,如果今天晚上不是我父亲值班、如果驾驶飞机的不是李培槐,如果……其后果不堪设想。事后,父亲受到了表扬。

我记得家里曾经有李培槐北京的家庭住址,但在“文革”中遗失。现经过我多方打听,据说李培槐退休后就去海外定居了,现在情况不祥,有的说他已经过世,有的说他还健在。远在他乡的李叔叔,你好吗?

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批准参加开国大典的杨培光

1919年8月26日,杨培光出生于湖北应城。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学毕业的他看见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毅然于1938年10月考入成都中央航校军士学校第一期学习飞行。1940年航校毕业,在抗战中对日作战30多次,立有战功。1944年日军进攻衡阳,他曾驾机轰炸日军江上补给线,几度出生入死。

1948年9月23日,时任国民党空军第4大队23中队上尉分队长的杨培光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北平南苑起义,先飞到辽源机场,遭到地面炮火猛烈射击,后继续北飞,在四平机场成功降落。起义后他被分配在东北老航校第一大队第二中队当飞行教员。沈阳解放后,为了尽快组建中国空军第一个防空飞行中队,沈阳飞机翻修厂以最快的速度翻修好3架P-51战斗机,只等待试飞。杨培光主动要求承担试飞任务。经军委航空局长常乾坤批准同意,并特意举行了隆重的首次试飞典礼。杨培光圆满地完成了这次首次试飞任务而成为人民空军的第一个试飞员。但是在1949年6月28日在吉林公主岭机场进行训练飞行时,他驾驶的P-51在地面滑行时,螺旋桨击中刚到公主岭改装P-51的华北军区航空处长方华同志头部,致其当场牺牲。方华是新疆航空队的骨干,是老资格的红军干部,陶勇、王必成都曾是他的部下。他牺牲后, 干部、战士对杨培光的过失十分气愤。不少人断言是杨培光蓄意谋杀,强烈要求将他处决。因为杨培光原是国民党空军四大队上尉分队长,是国民党空军中信得过的飞行员之一,是蓄意还是意外?通过缜密调查,常乾坤局长认为这是偶然误伤致死。常乾坤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了解到,美制P-51型飞机机头过高,发动机很长,地面滑行飞行员看不清前面的障碍物,要不断地作“S”形转弯观察。从现场来看,既不能怪方华,同时也不能怪杨培光,但纪律不严是肯定的;还可以肯定的是,这对方华是个意外,对杨培光也是个意外,就是说他们都存在被动性。由于飞行组织指挥工作不严密,飞行员马虎大意,观察不周,发生了偶然的责任事故,但不是政治问题。杨培光的起义有没有问题呢?据了解,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没落早有抱怨,驾机起义时曾有两架敌机追击。至于到航校后的表现,他积极肯干,甘担风险,而且技术高超,应该有目共睹。据此,大家认为:对起义归来的同志按照党的一贯政策,还是应该信任他们。而且,对杨培光的处理会对其他起义归来的人也具有很大的影响,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给杨培光行政上的撤职处分。

开国大典前夕,对杨培光是否能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杨培光又成了焦点。为慎重起见,航空局还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请示,后经常乾坤局长坚持,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批准,不仅大胆地让杨培光参加国庆大典受阅飞行,而且让其担任了受阅飞行的分队长机,杨培光带领分队胜利地完成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任务。从此,他的人生轨迹也就此彻底摆脱了沉重的阴影。


杨培光(航校一期)

70年代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杨培光同志的对台广播,我回家后即问父亲是否还记得这个成都航校的学生,父亲说:“是有培光那么一个名字”他叹息道:“可惜无法联系上啊……”我知道,晚年的父亲对他所培养过的学生是非常挂念的。虽然离开航校后大部分学生都失去联系,但他们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保卫祖国领空和建设祖国的航空事业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此时的父亲是多么想在有生之年能够再次看见他们啊……父亲终究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而我却在80年代初在《航空知识》杂志上面看到了空军前辈原航空工业部副部长油江同志的文章,其中提到了杨培光。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给油江同志写信请他帮忙打听杨培光的下落,没想到油江同志虽然身居要职但完全没有一点官架子很快地给我回了信,信是用毛笔繁体字写的,字体非常刚健有力,回信写道:“所嘱打听杨培光同志的通讯处,经向空军姚峻副参谋长询问,他告杨培光同志在第六航校。他们住河北涿县。特覆,致敬礼。”见到了油江同志的回信后我非常高兴,当即我给他回了感谢信的同时也给杨培光叔叔写了信,不久,杨培光叔叔就给我回信了。他在信中写道:“令尊大人张岱山先生我认识,张教官曾是我们那一期的飞行教官并带飞过我,他当教官前的经历我也知道一些,回忆起来张教官可算是个老实人,少言,对学生的态度不象其他教官那样盛气凌人,按现在说法还是比较平等待人的,这也许同他个人经历有关。由于他们是两广空军人员,非老蒋嫡系,因此在国民党空军中属于被排斥的一派,虽然这样张教官教学还是非常认真严格的。可惜张教官逝世的太早了……”。 解放后杨培光一直在东北等多所航校任教和工作,人民空军中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他带飞过的学员,其中包括原空军副司令员林虎中将,其他还有孟力、阮济舟等。杨培光曾任副大队长、团副参谋长、航校副参谋长等职,1982年12月他以师级干部身份离休,曾经是河北省政协委员。2001年4月17日,杨培光叔叔在北京病故。其子杨旗,现在空军某飞行学院任职。


建国初期杨培光(右)与林虎同志

据我所知父亲在成都航校培养和带飞的学生中还有好几个地下党,如毛履武(航校二期,1949年3月加入共产党,同年6月15日驾驶P-47战斗机起义飞往解放区。曾经参加开国大典,任飞行团长、民航山西省副局长,1983年离休,现定居山西)、赵良璋(航校二期,国民党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情报科参谋,1947年2月加入共产党,1947年10月4日为党组织输送秘密情报而在南京被捕、狱中坚贞不屈,1948年10月19日牺牲于南京,牺牲时年仅26岁)在第三期中就有20多个学生被当作“异常活动”关进了重庆五云山集中营。解放后才知道其中确实有地下党员胡景濂(解放后曾任浙江温州气象台台长,离休,现定居浙江温州)去年我曾与胡景濂叔叔通过电话,老人家思路非常清晰,我刚报出家父的名字他马上就说:“张教官我记得,是我们的飞行教官,广东航校毕业的。”另外,吴子丹叔叔的夫人刘芳阿姨她还告诉我,现在大陆上原中央航校成都军士学校第三期的学员还有10位健在,在台湾和海外的也有10多人,他们间还经常保持着联系,其联络员是定居广州的邹忠叔叔。刘芳阿姨还把这些学员的家庭地址及联系电话都告诉了我。我二姐与他们联系后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提起家父曾经救过他们的命,那是在著名的“成都大空战”中。当时日本侵略者对成都及附近的机场进行连续不断的狂轰滥炸,它们把成都航校作为重点目标,妄图把年轻的中国空军扼杀在摇篮里。但每次进犯都遭到中国空军的顽强抵抗。有次父亲带领他们10余人编队飞行训练,突然间父亲以最快的速度飞到前面,猛烈摇晃翅膀,发出警报示意大家分开疏散(教练机上没有武器装备),这时大家才发现远方有许多小白点向他们扑过来,是日本的“零式”战斗机,(“零”式战斗机属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盟军没有任何飞机能够与它正面较量。直到后来盟军迫降了一架受伤的日本“零”式战斗机,并把它送往美国进行全面解剖,才制造出“零”式飞机的克星——P-51野马式战斗机)大家马上就分开疏散,而父亲自己却留在后面掩护大家撤退,等警报解除后大家安全返航后他们才发现,父亲的机身上被日机射出数十个窟窿。邹忠叔叔与我二姐一直保持着联系,他说道:“解放后在广西南宁机场和北京机场曾多次遇到过我父亲,张教官还象当年成都航校时那么威武……” 邹忠叔叔说90年代他们三期的学员数十人曾经组团回成都太平寺机场探访母校,以前航校40年代建造的大礼堂还在,如果身体允许的话他们还要第二次回母校团聚……


毛履武(航校二期)


赵良璋(航校二期)与妻子蒋平仲的合影


胡景濂(原名胡景岗、航校三期)


邹忠(航校三期)

光阴荏苒,岁月峥嵘。60多年过去了,当年十七、八岁的热血青年现在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他们如今有的已经牺牲,有的离开了人世,即使健在的也年事已高。当年在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的号召下,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这些热血青年投笔从戎报考了成都航校,毕业后他们遵循着校训“我们的身体,将与敌人的飞机和炸弹同归于尽”的教导,在战场上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奋勇杀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成为高悬在日本侵略者头上的空中利剑。在新中国成立时,他们放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毅然留在了大陆或者驾机起义归来,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人民心目中树起了一座座高大的丰碑。

今年是“七.七”卢沟桥事变70周年,我们不会忘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不会忘记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不会忘记有3500万中国军民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重大的贡献。我们永远都要尊重历史,毋忘国耻,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当所有的往事和回忆片段拾掇而联系起来,就绘成了一副副壮美的画卷。为了让父亲及他的学生和家人的回忆和口述变成凝固的字体,停留在一页页纸扉之上,使我们得以探询那段难忘的悲壮历史,为此,我将父亲和他的学生们的往事根据回忆整理出来,谨以此文献给广大读者,献给我的父亲和他的学生,他们的光辉业绩将载入史册而永放光芒。

注1:本文参考《驼峰航线》、《飞向新中国——建国前后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纪实》
注2:文章中大部分人均可在互联网上查询
注3:因年代较长,错漏难免,希读者指正之并表示敬意和谢意。并希望父亲的战友、朋友及学生和其家属与我联系。我的电邮:sjjx626@sina.com

脱稿于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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