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忠义


一种坚韧,一种跋涉。时间背后的流河,不声不响。

此时,他已把走过的路,一半用来读书,一半用来为著心安而就的事业。
以这样的方式使用自己的生命,善待在战争中受尽凌辱的性暴力受害者,那些被称作“慰安妇”的人。然后,口诛笔伐日寇罪孽,影视成像招致重创的悲悯人生,记录她们身心的疼痛。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地做,义务地担起国家责任。旅途艰辛。
班忠义,一个人的战斗。独自出征。

“静气”印象

日本东京。2017年9月初,参加“关东大地震中国人被害纪念会”。
“关东大地震”即是日本关东地区在1923年9月1日中午时分,发生8.1级大地震,天灾引发人祸,日本军队、警察和市民自发组织的自警团杀害了6000名朝鲜人。另外,有700多名中国人也被杀害。
大地震后的近些年,中国人每年都举行纪念会,这年的94周年纪念会,在东京都慰灵堂举行。
会前,进行一些相关活动。
初识班忠义,是在台东、墨田及葛饰区一带的活动现场,随处可见班忠义流动的身影。
一袭极简蓝色便衣,黑色裤子,不失风雅。头戴深蓝运动帽,无以遮蔽蔓延的修行气息。庄肃与凝重的神情,聚焦每一幅画面,他负责摄制纪实影像。一举一动,有种磁场效应,不时地被他安宁与沉静的表象吸引,感觉这个人凝练的信息渗透在每一个细胞里。
浮华世间,那种不急不躁,对待事物的静气态度与众不同。

江东区公民馆三楼研修室,正在进行的“中国劳工被害说明会”,日本人木野村在黑板上画图讲解94年前中国劳工被害的地方。每人发了印刷说明和图表。班忠义从旁利用支架摄像,关照会场每一个角落的参会者,更直接地摄录了看板上一笔笔日本人的罪证。
“旧千枼街道”与大岛商店街六丁目,中川河畔逆井桥下,中国人被杀现场以及地处两国站的京都慰灵堂,都有他影像留下是一段段纪实。在一个叫做堀切的基督教会,听真锅孝幸牧师讲这个教会诞生的历史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认真地听,走上前去拍照教会创始人的真迹。那一刻,感觉他就是一个教徒。
谦恭的举止与自重的敦厚,一定是修炼过的。

还是那天的中午,在一日式餐馆吃中饭,班忠义就坐在我身边。
简单地聊了一会儿,得知他是中国辽宁抚顺人,是我的东北老乡,黑龙江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毕业后,1987年留学日本,在上智大学攻读新闻硕士。现在家住广岛县福山市,从南到北,这么远的路,他赶来了。问过他,有哪些作品问世,他告诉我:拍过纪录片《王母郑氏》、《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及《渴望阳光》。出版日文书籍《曾伯母的海》和《咫尺天涯的祖国》。
后来,我上网查询,他在日本勤工俭学,曾送过报纸和饭盒。
一般情况下,留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他在学日语的同时,学习英语,武装自己。特别是住在东京北品川的东海寺时,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人生。按要求,留学生每天早晨需要打坐半小时,扫地半小时。即便地上没有灰,老和尚也坚持要扫地。最终,他顿悟:“不是扫灰,是扫心”。因此,他对来自生活,基于“静”的禅有了体悟,对禅宗有了兴趣。
随之,读完上智大学,他去东京大学主修两年宗教。
上智大学,是东京都千代田区的顶尖私立大学,最初由罗马天主教会神父创立于1913年,确切地说,这是一所天主教耶稣会大学。在这个基础上,去修宗教,水到渠成。
从那静气的神态上看,他悟到了禅学真功。

一个半月后,我去冈山参加兴乐山常光寺举办的,日中几个友好团体参与的“2017  中国人殉难者追悼慰灵祭”活动,又遇班忠义。
一日上午,一行人去冈山当地日比精炼所,与华工遗属认别他们祖辈曾经工作并在此受苦受难的地方,听常光寺住持岩崎增英讲述他父子俩60年来为遇难华工祭祀的概况。然后,每个人敲响了“幽冥钟”。班忠义是下午赶过来的,在祭祀活动现场,他依旧投入地摄像。把目光专注地交代给了庄重严肃的会场,我只和他点了点头。
当穿着日式祭祀服的“大河讲歌咏队”几十号人,为死难华工慰灵,乐音响起的一刻,他半跪在地板上,用镜头扫视那些慰灵人,专心致志。传递的向善与温暖气息,一定会使遇难劳工的灵魂得到慰藉。
会后,得知他是在忙碌中怕晚了,竟未吃中饭就赶过来的,回去还要做编辑、剪裁、整理工作。说这些的时候,他还是那么静气。山坡上,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没有一丝疲惫,看出一种神示的力量。且:
禅意,带有仗剑之风。

虔诚的行者

踏实做人,不声不响做事。可鉴独立与躬身精神。
这句话,送给班忠义,一点水分没有。他把心思用在做事上,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存在,且他做的事,一件一件,从头至尾,有始有终。没有功利,没有私人的目的。尽了力,做到极致。
应该说,世事的启发,让他动念。
上世纪70年代初。班忠义接触到一位曾姓伯母,那幅画面深印在脑海里。
他经常在星期天,去抚顺市郊区河北公社莲岛湾,看望下乡在那里的姐姐。总见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在土坯房前,孤零零地呆坐。村里人说,她是日本人。好奇之心,让她走近曾伯母。不曾想,小屋一坐,影响了他的一生。
曾伯母,原名叫野沟仲子,是日本实施战略国策的牺牲品。
作为家属,当年她随日军开拓团来到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开荒种地。抗战胜利后,丈夫撤回国内,她却遗留在异国他乡,成为“残留妇人”,嫁给当地一位曾姓农民,为其生儿育女。这一呆,就是30多年。
班忠义同情她的遭遇,常来乡下看望曾伯母,并向她学习日语。
恢复高考,他上了大学。毕业后,做过银行信贷工作,当过日语翻译。
无论在哪里,动了恻隐之心的班忠义,始终无法忘怀曾伯母这件事。后来,他留学日本,学业结束,终于有了可以做事的时间。
他到处替曾伯母打听日本家人的下落,不遗余力地帮助老人回日本探亲。可是,原来的丈夫早已结婚生子,新家庭无法接纳她,亲友们也不肯收留。
曾伯母置身流泪离开日本,战争创痛,让她孤苦一生。
此情此景,使班忠义内心总也平静不下来。他要做点什么,让心安宁。
为此,他三次回国,利用媒体进行宣传,寻访和曾伯母一样命运的十多名“残留妇人”,多方筹集善款。经过一番周折,让她们回到自己的祖国。

倾情一件事,仔细做到底。
二战期间,日本推行的“慰安妇”制度,给人类带来无尽灾难和耻辱。这一政府犯罪行为,无人负责。随着年代的久远,当年饱经摧残的受害者寥寥无几。她们不甘岁月抹去的真实,纷纷拿起人权武器,走到历史前台,进行血泪控诉,讨回尊严。
然而,所有抗议举动,一次次被国家机器粉碎。
面对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与日本政府的冷漠,班忠义被震撼,也被激怒。
不能坐视不管,凭借一个人的力量,担起道义上与生活上的责任,用以无声的救援。他以己之力,给那些性暴力受害者以温暖,用平复她们内心伤痛的义举,嘲讽那些道貌岸然,喋喋不休维护人权的纸上谈兵。
当然,做着这些的时候,班忠义没讲什么大道理。
他只管做,埋头做。因为,风烛残年的受害者,再是用力地活,所剩时间也是有限的,来日无多。他不忍看到她们的余生在万般委屈无以诉说,在饥寒交迫无以度日中走过。
说做就做,这一做就是20多年。
班忠义决定回国调查。1995年的秋天,注定走进他的生命里。
先是进行一个月的走访,发现这些受害者贫病交加,晚景凄凉,有的甚至生不如死,处于一种生命的挣扎状态。他那颗绵软的心再一次被刺痛,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回到日本,依然是靠民众捐助,加上自己的收入,亲自送到每一位受害者的手中。
从此,他开始漂泊,没有了安定的生活。
他辞去在日本的工作,到云南支教,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与他漂泊。
班忠义走遍大半个中国,寻访那些被历史淹没的老人。跋山涉水。一直不敢停下脚步,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忽,漏掉一个。他把自己的手机号告诉老人们,只要缺钱就给他打电话,手机一直开着,多年不换号。
一点一滴地做,他先后找到并帮助了70名受害者,竭尽全力,为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养老送终。他是她们的亲人。
山西盂县的侯巧莲,独自住在山上。
班忠义每次看她,都要走一小时的山路,到井边帮老人挑水。考虑老人的不便,想在山下找个窑洞给她,结果窑洞没找好,1999年5月,老人因脑溢血去世。
送终的时候,班忠义哭了。
家住武汉汉口的袁竹林,班忠义帮了她十年。
1941-1942年,袁竹林被逼做了日军“慰安妇”,晚年留下头痛病症。2006年3月,老人在广东过世,班忠义随她的骨灰一起抵达武汉,让她归于故土。
侯巧莲,是班忠义送走的第21位老人。
做这些的时候,很累。他没怨言。但,老人的一个个离去,却使他心痛不已。

强大的内心世界,支撑班忠义,把救援当作一项事业来做。
班忠义每年都要去看望一两次寻访到的受害者。每次去,要为她们留足生活费,有病的送进城去治病。老人来电话,有困难,他马上寄钱过去。谁都不会想到,这位七尺男儿对每一位老人说话,从来都是轻声软语。
父母过世,他没在身边,留下终生遗憾。他把这些老者视同亲人,尽心尽力。
1998年,在西南地区怒江边,班忠义去看望一位老人。赶上正午,他背着二十多斤重的行囊,走了几十里。到晚上6点进门时,直累得瘫倒在地。
一位老人家里修房子,他一次就寄给她13000元。
老人有病,他也一定带她们去医院。
2002年冬天。山西盂县。他一起带四位老人去太原看病。
雪,下得很大,高速关闭。先送看完病的两位老人回家,他要留下照顾医院的两位,无法分身,让司机代劳。结果,在山道上翻车了。还好,有惊无险。但他被吓坏了,真要出点什么事,这辈子心都不会安的。
虔诚做事,让一个人内心安宁。
上苍不会难为心装大目标的行者。我想。

纪实说话的力量

用纪实说话,记录战争带来的苦痛。
这样,会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与支持,对军国主义的控诉会更有力量。班忠义拿起讨伐武器,为“残留夫人”与性暴力受害者,用舆论宣传,要公道,讨尊严。
为此,班忠义不断推出他的文字与影像作品,以相当的震撼力带来影响,留存一段历史。
《曾伯母的海》,通过一个被战争和亲人抛弃的不幸女人经历,以事实揭露并批判战争罪恶。书的主人公,就是他最初在姐姐下乡的地儿遇见的曾伯母。
日本一位株式会社社长带着这本书飞到辽宁抚顺,几经周折找到曾伯母,把她带回祖国。又经许多善良热心人士帮助,曾伯母叶落归根,定居大阪。
以此,先后有十几位“残留夫人”在他的帮助下回到祖国,包括韩国“慰安妇”。
1992年,该书获日本第七届《朝日新闻周刊》纪实文学大奖。1994年,同名广播剧获日本放送基金等各种优秀奖。
1996年,出版《咫尺天涯的祖国》描写二战期间,日本“残留妇人”的苦难经历,鞭笞战争带来的严重后遗症。
2000年,班忠义拍完《王母郑氏》,这是一部讲述他帮助在湖南一位韩国妇人寻找故乡并使其回国的纪录片,真实再现了韩国“慰安妇”饱受非人凌辱,颠沛流离的状况,感受到班忠义奔劳的心血。影片在台湾纪录片双年展上放映,受到好评。
纪录片《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是班忠义在十年里,频繁往返中日之间,调查寻访侯冬娥,这个美貌盖过山西的女子与她的姐妹们,在山西盂县的几十座炮楼中选取进圭村一个据点,在几十名受害者中集中采访15人。以回放的历史,再现了这些风华正茂年代在日军侵华战争中,沦为性奴隶以及艰难生存,抗争无力,彻底改变人生的悲惨遭遇。2005年,该片在祖国大陆和香港凤凰卫视放映,引起很大反响。
2006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血泪“盖山西”——日军山西性暴力十年调查》,“盖山西”,应该是日本侵华战争中,20万以至于更多女性遭受性暴力,饱受凌辱与摧残的受害者群体缩影。在调查寻访“盖山西”们血泪遭遇的同时,取证40多位日本侵华士兵,唤起他们的沉思与忏悔。通过性暴力受害者所承受的民族耻辱,发出强国与和平之声,帮助这些历史见证人,尊严地活下去。
此书在大陆发行,记录了一段难得的历史真实。有分量。
黑白纪录片《渴望阳光》,更是班忠义用20年时间,在山西、湖北、云南采访、拍摄并以自己收集到的全景记录中国“慰安妇”在二战期间的不幸遭遇、生活状况以及血泪控诉,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及各方人士对此的态度和关注度。
班忠义从1995年开始调查这一事件时,不仅在道义上进行援助,且从一点一滴做起,在范围与能力之内,担起国家责任,投入时间、精力、金钱。舍小家,顾大局,不能做固定的工作,用曾经大把赚的钱花在采访的路费上,花在这些战争受害者的身上。在日本的大学里任汉语老师,到云南支教。家人没有安定居所和正常生活,今天住离东京约五十公里的龙崎,明天又住广岛的福山。每次回国还要呆上两个月左右,时间长了,他就带着家人,一起在路上。夫人高桥敬子是他的最大支持者。同路人。
因此,他没后顾之忧。一直朝前走。
班忠义做着这些的时候,不顾一些人的威胁,始终用真相说话,以调查走访的文字和影像回应。一个人的战斗,不屈不挠。当然,历史与责任背后,有无数人在做着艰辛的努力。他做得够好,做成一件件大事,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
如今,他还一如既往地投入,执著这样一项事业。专注的视角。向他致敬。
但是,让他和国人遗憾的是,至今日本政府也未能道歉。
很多“慰安妇”在没有找回尊严的情况下痛苦离世。她们渴望阳光,但最终没有看到阳光。班忠义希望,她们的证言能成为日中的共同认识,为全世界所共用。

写到这里,心头有些山一样的沉重。
我想,班忠义也是如此。
                                                                                2017.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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